“1951年，李仲生出生于北京一个资本家家庭。17岁去内蒙古插队，过了8年的牧民生活。1973年和1974年两次参加高考，均因政审不过关而未能如愿。25岁返京在西城区房管局月坛房管所任房管员。 　李仲生有温柔贤惠的妻子，有漂亮可爱的女儿，但他并不满足于不愁吃喝的日子，为了圆自己的大学梦，35岁那年，他自费赴日留学，开始了14年的求学之路，边打工，边上学，没日没夜地苦读，终于拿到了本科毕业证书。这期间，他把妻子接到日本，夫妻两人打工，供他一个人上学。紧接着考研究生，毕业后考博士，一路苦学，终于在50岁那年拿下了日本国立千叶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。”

       我若是疲惫，就看这个片子。李仲生的歌声久久回响在我的耳旁。 有志者事竟成，我还差得太远。

    今天的中国，在一些时尚的大都市，你不难看到切·格瓦拉：他头戴红星贝雷帽的经典造型，会随时出现在驻唱歌手的文化衫上、青年诗人的马克杯上，或者博客和BBS的题图、头像上。在今天的中国，切·格瓦拉已经是一个符号，看见那头像，许多人都会脱口而出一连串的概念：纯洁、执着、清廉，等等。

    在中国数以万计的格瓦拉推崇者中，也许不会有几个人去读一读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刚刚撰写的纪念长文，更不会有几个人对切的治国理念和游击战方略，以及他在非洲的扎伊尔期间巨大的内心变化感兴趣，因为那些太具体、太琐屑、太世俗、太不格瓦拉了。许多人推崇切，没错，但他们推崇的是作为一个符号的切，而不是活生生的那个切。

    随着“红五月”、“反战”和“垮了的一代”，在西方，个性解放、反抗权威和秩序的思潮席卷了整个上世纪 70年代，敢于反抗霸权、垄断、资本和权威，并具有不恋权势的清教徒特质和“宁可站着死，决不跪着生”无畏品格的格瓦拉，便很快成为这一代充满叛逆和反权威思想、追求个性自由的西方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和英雄，他屡屡以微薄力量挑战强大军事机器的行为，在这些青年眼中，更是充满了浪漫主义气质。于是革命者切· 格瓦拉首先在他们当中成为偶像、符号和英雄，他的头像被高举在反全球化示威的行列中，被印在反战标语和旗帜上，甚至环保主义者也会把切·格瓦拉当做自己的保护神，他的名字常常被摇滚乐手唱响，形象被印在从雪茄烟盒到T恤五花八门的物品上，庇佑着更多的人，切·格瓦拉很快成为全球性的符号，他象征着叛逆、自由、反威权、不逆来顺受，也许一些以切的名义发起的行动其实恰是切所反对的，也许只有南美乡村和贫民窟里的穷人才真正懂得切所说、切所想的，但这并不重要：切·格瓦拉只是一个符号。

    切在中国真正的大众化，却是随着摇滚乐队的载歌载舞和文化衫，随着MTV、电影和西方流行文化，作为一种时尚传入，并迅速地本土化。如果说在西方，切的符号更多出现在街头，在中国，他却往往呆在卧室或音响室的天花板上，或个人电脑的壁纸上；如果说在西方，切更多是一种群体符号，在中国，他却被无数个人所尊奉，所收藏。

    和西方的格瓦拉尊奉者多数来自劳工和边缘阶层不同，在中国，切往往是“精英”、白领、小知识分子等的话题，却通常不为普通劳动者所熟知(真正的切，恰是前者的敌人，后者的朋友)，他们津津乐道于切的廉洁，切的理想主义，他们对切在古巴银行行长任上吓跑贪官污吏的轶闻耳熟能详，对切的积极反美更赞不绝口，却未必敢领教切的清教徒生活，更难效仿其骑着摩托车遍访拉美民间疾苦的颠沛生涯。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仅因为切的造型很酷，或者别人也在谈论切而去关注，去追慕，却并不了解这位外貌英俊、出身中上阶层的阿根廷人为与穷人打成一片，在演讲时几乎永远使用最俚俗、最普通的大众语言。对大多数中国追慕者而言，切·格瓦拉只是一种时尚，一个符号，而不是一个思想。

    同样是符号，西方世界的切和中国的颇有不同，前者更具叛逆性而后者更接近完美的理想主义者，这和符号的特质有关：不论在哪里，切都被当做对人们心中不满的逆反，不满的差异，自然也产生了作为符号不同的切·格瓦拉：中国的切迷对全球化不会有太多切肤之痛，而在另一些国家，激进青年们也不会对其改造私有化的故事产生多少兴趣。

    英雄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，在这个消费至上的时代，商场、竞技场的经营成为社会偶像的主流，但任何时代、任何社会的任何人，其心目中或多或少都有英雄影子的存在。在今天的中国，在缺乏英雄的年月里，切·格瓦拉这样的英雄符号也更容易流行、更容易被当做人们的心灵寄托，而且如陈年佳酿，历久弥醇。　(陶短房 旅加拿大学者)